大運河與中國城市的歷史、社會及文化
劉士林
中國大運河南北5000里、縱橫數千年的英雄時代已經過去，在無數人關于財富、欲望、飛黃騰達的努力與夢想在波濤間消逝之后，留下的是一筆深厚得近乎沉重、豐富得至于雜亂的巨型文明遺產，而城市無疑是發(fā)現與追尋、傳承與創(chuàng)新這一歷史文化寶庫的關鍵詞和鑰匙。
運河文明史是運河城市發(fā)展史
斯賓格勒曾說：“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币部梢哉f，運河文明史是運河城市發(fā)展史。沿運河水陸網絡在廣闊空間上擴展開去的城市與鄉(xiāng)村，它們在社會結構、生活習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氣質與性格上，無不打上了深深的“運河”烙印，是運河文明“基因”的再現與物化。作為獨特的河流文明譜系，運河文明的精華集中于兩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區(qū)，又以城市為中心樞紐而延伸到古代中國文明肌體的末梢與細部。如城東門和城北門在明清時期是天津最繁華的所在，原因無他，只是因為這兩個城門正對著運河，占到了經濟地理上的“區(qū)位優(yōu)勢”。又如北京齊化門外東岳廟一帶，歷來是京城人士輻輳之處，也是因為它沾了運河漕運的光。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來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趨之者如歸。又漕運歲儲，多所交易，居民殷實?！苯洕陌l(fā)展必然帶動以商業(yè)為主要標志之一的城市化進程，所以每年3月，東岳廟一帶才會出現“道涂買賣，諸般花果、餅食、酒飯、香紙?zhí)钊值馈钡某鞘芯坝^。像這樣的例子，在運河沿岸城市中是舉之不盡的。
大運河與沿岸城市是一體同胞、唇齒相依的。對于運河城市，它們或是由于運河開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進程”，從默默無聞的農村或普通市鎮(zhèn)發(fā)展為具有相當規(guī)模或中心意義的大城市。如山東臨清，就是由于大運河的開通，把它一個叫“鰲頭磯”的水洲改變?yōu)橐粋€重要的運輸與物流中心，同時也使臨清一躍發(fā)展為“紳士商民近百萬口”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賀王昌在詩中曾說它“舟車輻輳說新城，古首繁華壓兩京”（《題清源》其二），這并不是詩人的想象，在明清時期，臨清是華北最大的棉布、綢緞和糧食等商品集散和貿易中心。在明代經臨清轉銷的布匹和紡織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萬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經由這里交易的糧食則達到500萬石至100萬石。以乾隆年間為例，臨清城內糧食市場有六七處，糧鋪多達百余家。又如唐宋時期的常州，當時江南運河西自朝京門外廣濟橋入城，經西水門出東水門后穿城而過，使常州獲得“三吳襟帶之幫，百越舟車之余”的聲譽。如著名古建專家羅哲文先生說：“如果沒有這條運河，北京城可能就修不起來了?！惫蕦m太和殿的龍柱、鋪地的金磚等，也包括城市建設需要的大量木材與石料等，都是通過運河運來的。此外，100年來，北京人吃的大米都是由運河運來的。
許多城市的命運與大運河的興衰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以揚州為例，在京杭大運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揚州是一座舉世聞名的大都市，商賈云集，店鋪櫛比，各種貨物從高檔的珠寶綾羅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華麗，應有盡有。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揚州的生活總是沉浸在一派熱鬧、繁華、喧騰的氣氛之中。真正使揚州命運發(fā)生逆轉的，是另一種現代交通系統(tǒng)取代了大運河。如現代作家郁達夫所說：“鐵路開后，揚州就一落千丈，蕭條到了極點。從前的運使、河督之類，現在也已經駐上了別處；殷實商戶、巨富鄉(xiāng)紳，自然也分遷到上?；蛱旖虻妊蟠笕说谋Ｗo之區(qū)，故而目下的揚州只剩下了一個歷史上的剝制的虛殼，內容便什么也沒有了。”
運河城市代表了經濟型城市的中國模式與經驗
與人工開鑿的大運河關系如此密切，使運河城市與其他城市在作用上有很大的區(qū)別。西方城市社會學家認為城市起源于防衛(wèi)的需要，在《墨子·七患》中也有“城者，所以自守也”的記載，人們普遍認為漢語中“城”的本義是城垣，主要功能也是防衛(wèi)，因而防衛(wèi)功能也是中國古代城市發(fā)生的重要原因與基本內涵。在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萬里長城，它的功能即“自守”，是中國一個最大的城垣。與之相對大運河的主要功能則可以稱之為“市”，它的基本功能是“買賣所之也”（《說文解字》），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易·系辭下》）。與“城”因防衛(wèi)需要而傾向于封閉不同，“市”的功能在于推動內部的循環(huán)與交流，這在客觀上有助于使中國社會因為更廣泛的交流而成為一個內在聯系更加密切的有機體。
強大的交流功能集中體現在運河城市身上，在表層是實用性的交通、物流、商貿等，而在深層則直接建構了城市的存在方式與運行機制，形成了不同于“型”的“經濟型”城市模式。這兩者的區(qū)別在于：型城市的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斂與控制社會生活資料與物質財富。為了更有效地強化統(tǒng)治的物質基礎與社會秩序，傳統(tǒng)中心一般會自覺不自覺地限制、壓迫其他城市的規(guī)模與實力，如朱元璋就用力壓制中古時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進的經濟文化中心蘇州。而經濟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擴大生產規(guī)模、貪婪地占有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以便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物質財富，與它最突出的城市性格是一種“永無休止”的浮士德精神。如果說，型城市趨向封閉，對中國社會的穩(wěn)定起到重要作用，那么經濟型城市則傾向交流，是一個社會具有活力與創(chuàng)造性的集中體現。在泛化的中國古代城市中，運河城市代表了經濟型城市的中國模式與經驗。如同有機體一樣，社會的發(fā)展也需要不斷地擴大交流，依賴河流文明而出現的運河城市，在這一點上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擬的巨大區(qū)位優(yōu)勢，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由于中國古代農業(yè)文明總體上“喜靜不喜動”，容易走向自閉與僵化，因而在運河兩岸出現的這些活力充沛的城市，對中國古代社會的自我更新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其功勞怎樣評價都不為過。
大運河孕育出獨特的城市文化形態(tài)與景觀
與運河城市本身一樣，依托于獨特的地理、經濟與社會條件，在文化沖突、碰撞與交流中，大運河還孕育出自己獨特的文化形態(tài)與景觀，而不僅僅只是一條南北、東西或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從文化類型上看，與古代主流的農耕文化不同，運河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城市文化；從城市功能上看，運河城市超越了“型”與“經濟型”的二元對立模式，是兩者在中國古代融合得最好的城市發(fā)展模式；從生活方式上看，與安土重遷、專制保守的農業(yè)社會不同，在運河文化中包含了極其豐富的現代城市要素。在今天看來，最可注重的是運河城市文化的開放性與多元化，它們既對中國古代社會向更高水平發(fā)展起到重要的刺激與推動作用，又在歲月滄桑中逐漸演化為一種彌足珍貴的文化資源與遺產，是研究中國當代城市社會與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本土性對象。
如同運河城市一樣，運河城市文化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同時也因其特有的人工河流文明背景而有眾多值得深究的秘密。單霽翔先生曾將大運河文化遺產具體描述為9個特征：“它是一項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構成的混合遺產；是靜態(tài)與動態(tài)共同構成的活態(tài)的文化遺產；是由點、線、面共同構成的文化遺產的廊道；是由古代遺址、近代史跡還有當代遺產共同構成的中國文化遺產；反映了普通民眾生產生活的工業(yè)遺產、鄉(xiāng)土建筑等遺產；包括了物質與非物質共同構成的文化空間?！保ɡ铐崳骸洞筮\河保護應遵循“原真性”“完整性”》，《光明日報》2007年3月12日）這充分說明了運河文化深厚的歷史積淀與未可限量的當代價值。沿著大運河曲折兩岸的城闕，在或急或緩的逝波間挖掘與重建曾經的繁華與夢想，重建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大運河文化，這對于發(fā)掘運河城市的傳統(tǒng)文化底蘊、展示運河城市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魅力以及培育它們的當代城市精神和發(fā)展運河城市文化產業(yè)，無疑是必要的與重要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授）
